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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胡适猝死的真正原因竟是国人崇洋媚外(5)

李济为何要讲那些话,那些话是否都针对胡适?回答这个问题得研究李济在1962年2月24日前后的心态,更要研究他一贯的思想。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的古代中国,倘若科学在那里生根那才是怪事。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这些观点深深地刺激着李济。1952年8月,他在为石璋如编著的《考古年表》作序时说:中国学术界接受科学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讳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诉中国的科学家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地质总算有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与见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欧洲科学家的法门;中国秀才不但不会学,也学不会的。但是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

1953年8月,李济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李济首先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不努力而告诫他的话,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

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今后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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