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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胡适猝死的真正原因竟是国人崇洋媚外(2)

1934年,胡适与李济曾分别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李济虽未担负实际工作,但在与上海总会宋庆龄等人产生分歧直至决裂问题上,李济仍与胡适大致保持同进退的姿态。他们彼此真正有所了解,则是离开大陆的1948年夏天,他们一起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共同度过几天朝夕相处的日子……

50年代初,胡适到台讲学,李济正在写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的论文,因缺乏参考材料遂向胡适求教。胡适介绍他去翻阅朱子的《跪坐拜说》,李济后来一查果然有用,从而完成了《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弄清了中国人跪坐的历史。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直至逝世的近四年时间里,他是“中研院”的院长,李济是“中研院”副院长兼史语所所长,二人大体保持了信任和支持的态度。但他们在性格习惯和待人处事的方法、受学背景和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和工作方式方法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近距离的接触和碰撞,必然会引起诸多不快。李光谟在《胡适与李济》一文中曾说李济担任史语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时,“多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对待研究院某几任总干事,关系十分紧张,乃至无法共事”。其中一次与胡适的不睦大概是与杨树人的任用有关系。

1961年10月4日台湾《大华晚报》的一篇有关“中央研究院”账簿不清的报道,引起媒体关注,并导致了“中研院”评议会秘书杨树人辞职。杨树人是前任“中研院”总干事,对院里情况熟悉,对经济问题也有研究。胡适本想请他回任总干事一职,他因身体缘故,一再谦让,而任评议会秘书;但他仍帮助“中研院”处理经费的运用,所谓“账簿不清”的谣言,使杨树人深受牵累。胡适虽写信劝留,仍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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