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西安惊魂13天：竟然穿睡衣丢假牙逾窗而逃(3)

　　端纳和张会见了其他军官，包括杨虎城将军。在艾尔德尔的翻译帮助之下，这位澳大利亚人严厉斥责了绑架行为，并且说总司令必须被释放。已经与张进行了极为艰难会晤的杨似乎并不为之所动。端纳与少帅又驱车前去见蒋介石。当他们走进他的房间时，蒋从床上坐起身来，眼里含着泪水。端纳把一封美龄的信交给了他，美龄与蒋都是基督教循道宗信徒，她在信中说会为他而祈祷。当端纳说美龄计划飞来时，房间里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你不能把她带到这个贼窝里!”这位丈夫大声喊道。然后转过头去面对墙壁，并拉过毛毯遮住他的头。“我想你应该离开这个房间，”端纳说，“它不是你待的地方。”蒋拉下毛毯怒目而视，房间里变得令人难以承受的安静。最后，他终于开口说道：“我跟你走。”

　　端纳和张走出了屋门，而这位总司令也在60个小时后首次站起身来。“当他全身戎装地出现时，卫兵们立正敬礼，目送这三人走向一辆汽车。”端纳的摄影师根据当时的情景这样写道。而当他们驱车经过城市的时候，总司令紧紧握住了那位澳大利亚人的手。

　　在转到一处室内有暖气、外面有草坪的房屋后，少帅立正站在那里聆听总司令对他的厉声呵斥。端纳注意到这位年轻人已经是疲惫不堪，几乎无法站立。蒋介石对张的要求不屑一顾，端纳已经感受到了这一事变背后的深层次的怒火，而且对张的自控能力也颇为惊讶。端纳告诉蒋，他被一个亲日的派系所包围，而且也应该倾听一下西安人民所表达的意愿，少帅在一旁充当翻译。而当这位澳大利亚人的谈话内容变得过于生硬时，少帅沉默不语，吉米·艾尔德尔又接过话头继续翻译下去。端纳建议张学良先回去，而当门被关上时，根据这位澳大利亚人的说法，总司令的不可一世的外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带着绝望的表情转向他的顾问，挥着手叹息道：“完了，都结束了。”(由于这两个人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所以这可能只是一个手势问题，而决不可能像端纳的摄影师用戏剧性的语言所描绘的那样。)

　　端纳随后前往机场，乘专机飞向东部200英里的军事重镇洛阳，在那里他可以更加方便与安全地和在南京的蒋夫人交流。那一天大雪纷飞，云层很低，飞机越过山峰时，机翼几乎触到了黄河沿岸的悬崖峭壁。抵达洛阳后，端纳打电话给美龄，叙述了事态的进展。美龄则说国军将领们已经决定置其丈夫的生命于不顾而发动进攻。

　　军用飞机已经开始轰炸西安东部，其中的几架在端纳返航时一直尾随着他的飞机，迫使其沿着一座山梁绕道飞行，降落时只剩下几加仑燃料。当这位澳大利亚人告诉蒋有关轰炸的事情时，总司令却急切地问道：“你认为他们还会再试一次吗?”他的顾问茫然地看着他，暗自思忖：“我的上帝，我真的认识这个人吗?”第二天清晨，张转述道，蒋一直在询问飞机为什么不攻击西安。

　　原因是大雪使轰炸机无法起飞。“上帝在保佑你，”端纳评论道，“如果飞机可以进来，他们有可能会在匆忙中误伤到你。”蒋耸了耸肩。“他想成为一位烈士。”少帅说道。但情况并非如此，在被扣押在西安的国军将领的建议下，总司令写信给南京命令停战三天。根据蒋的记载，张学良说如果兵谏失败，他就会或饮弹自戕，或落草为寇。

　　就在端纳往返于洛阳之际，周恩来也抵达了西安。他的使命变得十分艰难，需要利用他从其官吏家庭继承下来的所有斡旋本领以及被选作共产党的首席外交官的全部智慧。斯大林已从对绑架的最初欢欣鼓舞中冷静了下来，克里姆林宫将它定义为一次日本人的阴谋。柏林和东京刚刚签订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条约，而莫斯科则希望蒋介石成为其在亚洲的同盟。因而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被告知，这次绑架对反日事业“客观上是有害的”。尽管蒋介石在十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屠杀他们的成员，他们还是屈从了莫斯科的旨意，周被告知去寻求一种平息的方案。

　　而这也恰恰是少帅现在拼命想得到的结果，他日益变得举步维艰。在读完端纳带来的蒋介石的日记后，他得出了总司令比他以前所想的更加爱国的结论。于是他放弃了一半要求，并且安排另一个调停者、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飞抵西安。宋子文是一个体形健壮且极为富有的银行家，曾做过蒋的财政部长。他此行带来了一张美龄给蒋的便条，上面写道，如果她的哥哥三日内没有返回，“必来与君共生死”。当她的丈夫读到这里时，他的日记记载道，“不禁泫然泪下”。

　　但他仍旧拒绝为他的自由而低头，他把遗嘱交给了宋，并向他出示了一个进攻西安的计划。显然感觉到好了许多，他一直睡到12月21日上午11时，此时其内兄将返回南京，前来与他告别。端纳也飞回了首都，并在那里见到了美龄，后者则决定随他一同飞返西安。她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和丈夫的备用假牙，当飞机着陆时，她把枪塞进那位澳大利亚人的手里并低声说：“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这位顾问向她保证她绝不会受到任何骚扰，可她还是不断地重复道：“求你。”但是当她身穿皮毛领子的黑色长大衣走出飞机时，看上去却和往常一样镇定自若。

　　张前来机场迎接，他和美龄自从1925年起就彼此相识，那时，她是上海最大家族中的一个28岁的聪明干练的女儿，而他则住在那座城市的一栋现代化的公寓楼里。现在，她发现他“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美龄和端纳一致同意对反叛者采用一种和解的语调，她说在见到丈夫前需要喝一点茶。然后，下午4点钟，美龄经过荷枪实弹的卫兵走进了蒋被拘押的那所房子。当她跨进房间时，总司令感叹说他已经知道她会到这里，并且已在那天清晨诵读了一段《圣经》，“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