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西安惊魂13天：竟然穿睡衣丢假牙逾窗而逃(2)

　　关押这位中国总司令的房间非常狭小，有一张木床，窗帘肮脏，没有卫生设备。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桶，另一个角落里有几把扫帚。蒋介石躺在床上，拉过毛毯盖住他的头顶，脸对着墙壁。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既不吃饭也不喝水。一个在门外监视他的军官递给他一件毛皮里子的大衣，但被蒋挡在了一边。

　　总司令拒绝吃他的卫兵与同事用他们自己的钱给他买来的早餐。当有人建议他搬到一所有暖气和一块草坪的房子时，他回答道，如果不能获释，他就死在这里。腰部和腿部的剧烈疼痛使他根本无法坐起来。午夜后不久，孙上校手里拿着一把枪走了进来。他告诉蒋介石必须搬走，但再次被蒋拒绝，并且再次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孙整整待了90分钟，最后仍不得不放弃。张学良来过两次，据蒋介石说，有一次他站在门口，眼里含着泪水。

　　这位少帅已经到达了其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后来，他被描绘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民族英雄，唯一的愿望就是结束内战，使全中国人团结起来对抗外国侵略者。但是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与他本应进攻的共产党秘密进行着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包括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的几次会晤。虽然爱国主义是主要的动机，但他还有其他的理由采取行动。除了丧失指挥权的威胁外，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即将到来参加反共战役以及给养要求的屡遭拒绝，都威胁到了他的区域性统治的基础。张已经失去了“满洲”以及后来在北平附近的领地，现在，他又要冒在最后的避难所中被总司令边缘化的风险。尽管抗日统一战线可能会有损蒋介石的权威，但绑架总司令的权力游戏却似乎可以提供一种保持其地位的方式。指责张不负责任与愚蠢的美国大使气愤地将他的行为描述为“低级的芝加哥匪帮”。

　　被强力拥蒋的《生活》杂志指斥为“本周恶棍”的并非少帅一人。劫持主意是与当地一位将军—同样担心其地位的前土匪杨虎城共同谋划的。当杨建议捉拿蒋介石迫使其就范时，张最初反对这一想法，但在蒋威胁将派遣一位更加有雄心的将军去领导反共战役，并将他排除在军事会议之外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少帅还处在愿与共产党合作的左翼顾问的压力之下，中国人在内蒙古对日本傀儡军队的一次胜利也许增加了采取行动的召唤力。挥舞旗帜在西安的大街小巷举行示威游行的学生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呼吁释放七位因敦促共同抗日而在上海遭到拘押的爱国人士(七君子)。总司令要求张惩罚他的左翼顾问，并且称西安为“红城”。警察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打死了两人。而当张转达学生们的主张时，蒋介石则拍着桌子破口大骂。

　　12月11日总司令前去少帅有着高大窗户的复杂而又现代化的砖楼里看望了他，然后两人一同出席了由总司令主持的晚宴。蒋介石的一位将军告诫说可能会有针对他的阴谋并建议他乘火车离开，但这位国民党的领袖却决定留下来，并驱车经过城东白雪覆盖的麦田来到温泉。张在返回到他的司令部前又出席了一个社交场合。他登上了楼前的16级台阶来到了二楼会议室，里面的沙发和椅子上覆盖着雪白的外罩，还有铜质吊灯、粉红色玻璃以及挂在墙壁上的巨幅作战地图，13位军官已在那里等候良久。少帅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抓捕蒋介石，“除非绝对必要，不许开枪射击。”他命令道，“总司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被活捉，而且不许受到任何伤害。如果他受伤，我就枪毙你们。”

　　孙上校的队伍完全没有理会不许开枪的命令。绑架完成后，张在一封致全国与地方领导人的通电中，遵循突出其地位的通行做法，号召改组政府，结束内战，释放在上海被捕的反日人士及其他政治犯，实行言论自由，结束对民众爱国运动的限制，召集救国会议，实行国父孙中山所阐明的鼓励民族、民权、民生的政策。

　　此后，张对接下来该做什么束手无策。他的俘虏拒绝与他对话，他的军事地位也不够强大，南京的军队正在向西安逼近，而当地的士兵则拒绝进攻由亲蒋的指挥官控制的飞机场。从那里起飞的20架轰炸机盘旋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更加剧了它的不稳定性。就在其举棋不定的时刻，少帅求助了一位在中国的最为非凡的西方人。

　　威廉·亨利·端纳来自澳大利亚，尽管他并不会讲汉语，但这位前记者却成了一系列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顾问。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是这样描述这位绝对戒酒的澳大利亚人的，他是“一个面色红润的严肃的人，长着……一个大而敏感的鼻子。”当伊舍伍德将要与其旅伴、诗人W.H.奥登去一个战区访问时，端纳警告说，他们可能不得不吃中国人的食物。“绝对不要碰那些东西!”他补充道，面部表情厌恶并抽搐成了一团，“它会毁掉你的胃。”

　　“中国的端纳”此刻正在为蒋家人工作，而且与称呼他为“唐”的总司令之妻关系尤为密切。但他同时也与少帅保持着联系，几年前他曾安排过张戒除毒瘾的治疗。当蒋夫人及其亲属聚会上海来讨论其夫被绑架的事宜时，这位前记者是应邀到场的唯一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在双方的恳求之下，他带着美龄的信件与一本用以证明蒋介石比人们想象得更加反日的日记飞往北方。

　　在机场，端纳受到了一位会讲汉语的名叫吉米·艾尔德尔的苏格兰人的迎接，此人是少帅的财务主管，他们一同驱车前往张在城墙内的办公室去见他。少帅讲述了他采取行动的理由，并且历数了过去数月以来的争执。有一张照片显示，当其东道主坐在椅子里阅读一页纸时，戴着眼镜的端纳身体微微前倾。这应该就是美龄的那封信，信中说绑架对全国的团结来说是一场灾难，并敦促张在事情还没有变得无法收拾前来改变它。虽然美龄也承认可能会有些法律问题有待探索，但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少帅的通电中所提出的要求，而更具那一时代的讽刺意味的是，她居然认为事后张会被调往一个更加富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