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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的失败早已命中注定(2)

撤旗事件的次日,李鸿章立即电告“镇远”管带林泰曾:“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尽管李鸿章希望息事宁人,但他明确坚持一个原则:丁汝昌是北洋舰队的唯一提督。6月25日,李鸿章会晤琅威理,明确肯定刘步蟾撤旗之举。琅威理愤慨之余,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随即照准。

在8月20日的一次会谈中,李鸿章明确指出“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两天后,他电告驻英公使薛福成:“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这是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李鸿章罕有的一次强硬与断然。同时也说明,以琅威理为代表的外籍雇员,与清廷之间只有雇佣关系,并不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聘用外籍军官,对于清廷是件难事,除了要克服来自官方的障碍,还要努力说服外籍军官本人。李鸿章坦言,一些外籍军官不愿应聘,其理由是“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提拔)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兵官以下,毫不虚心求教”。琅威理脾气暴躁、态度傲慢、盛气凌人,连赫德都觉得他“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这令许多中国军官也心生厌烦。

琅威理则认为,北洋舰队中闽籍管带众多,以刘步蟾、林泰曾为代表,形成帮派,桀骜不驯。他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带,不应专用闽人”。这一建议引起极大反应。刘步蟾、林泰曾等留学英国多年,深通外交规则,只把琅威理当做客卿,并非上级领导,并不“买账”。有人认为刘步蟾撤旗是故意示威,也非空穴来风。

琅威理离去的影响

回到英国的琅威理,四处宣扬其在华受辱的经历,事态逐渐恶化。

1890年,《北华捷报》(上海出版的第一家外文报刊,创办于1850年)在关于琅威理辞职的3篇社论中称,外国军官除非不顾职责,愿同中国军官同流合污,否则就会受到猜忌、阴谋与排挤,现在琅威理已去,中国海军“混乱的狂欢”即将开始。

赫德曾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缺少了琅威理的严厉督导,北洋舰队的训练日益松弛,军纪每况愈下。演习流于形式,只打定靶,不打动靶;舰艇老旧,火炮落伍,机器生锈,无人问津;炮管满是油污,甚至用来晾晒水兵的衣服。军官们破坏禁令,偕眷上岸居住,夜宿舰上的不满半数;丁汝昌带头违纪,在岸上建房出租,赚取租金,自蓄家伶,夜夜笙歌;军舰被用来跑运输,搞走私,日常维护经费也被克扣贪污;每当北洋封冻,舰队例行南巡之际,上海、香港的赌场、妓院里,北洋官兵逍遥买醉的影子随处可见。对此,李鸿章却不以为意,觉得“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全然忽视了官兵爱国信念和军队纪律的塑造。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军也聘请了不少英国人当顾问。其中,皇家海军上校英格斯作用最为关键。日本政府封他为贵族,位高权重。到日本海军日趋成熟之际,日本政府才请英国顾问体面地告退。英格斯的治军方略得到全盘继承,并日趋完善。这成为中日甲午海战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差距甚大的原因之一。

琅威理辞职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英外交部考虑撤回全部在华的英籍顾问。到1890年11月4日,英国政府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国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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