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的失败早已命中注定

1890年3月6日清晨，香港维多利亚湾发生了一起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洋员琅威理的争执，史称“撤旗事件”。

当日，援例赴南洋过冬的北洋海军在香港避冻检修。提督丁汝昌率“镇远”等4艘兵舰离开香港，前往海南岛巡逻。旗舰“定远”忽然降下五色提督旗，升起三色总兵旗。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舰队只设提督一名、总兵两名。提督之下，总兵官衔最高。因此，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以此举宣示代行指挥舰队，本无疑义。“丁提督开职，我仍在舰队，为什么升起总兵旗?”一个洋人厉声责问刘步蟾。“按海军惯例理当如此!”刘步蟾针锋相对。洋人拂袖而去，随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疑。此人便是北洋海军的高级顾问、英国人琅威理。

洋“副提督”的来历

1879年，李鸿章委托驻英公使曾纪泽为北洋舰队寻觅合适的外籍顾问，曾纪泽推荐了琅威理。琅威理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又在英国海军服役多年，经验丰富。他曾护送清政府订购的舰艇来华，深得洋务派官员郭嵩焘、丁日昌等人青睐;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其亲信金登干都认为他“诚实和平，堪以留用”。当年11月，李鸿章决定聘请这位英国海军上校为水师提督丁汝昌的高级助手。1882年及1886年，琅威理两度受聘为北洋海军总查，赏提督衔，职责是管理北洋海军的组织、操练、演习和教育，但提督衔只是荣誉称号，并非实职，而琅威理索要的则是海军的最高职衔。

琅威理来华后，治军严明，办事勤勉。官兵们忌惮他的严厉，舰队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军门”的说法。一次深夜，他突然鸣警演习，各舰管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其职，从容不迫。几年下来，按照英国海军条令操练的北洋舰队，阵容严整，令行禁止。1886年5月，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对琅威理治军颇为满意，特授其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此后，李鸿章在电文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欧美各国外交官却据此认为，北洋舰队有中英两个提督。琅威理更是深信不疑。1887年，琅威理率队前往英德两国接收新购战舰，就升提督旗指挥，直至抵达厦门与丁汝昌会合。因此，这次刘步蟾的撤旗之举便引发其愤怒。

然而，撤旗事件绝不仅仅是由于琅威理没搞懂“提督衔”与“提督”的本质差别，海军指挥权之争，才是更深层的原因。

琅威理去留背后的指挥权之争

在华工作多年的英国外交官，都深知北洋舰队总查一职对于控制中国海军指挥权，并借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遏制别国在华扩张的特殊意义。1880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强调，改组中国军队的大权必须只掌握在某个国家手里，倘若这个国家不是英国，那么就将“极其有损于我们的利益”。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加快水师建设，英国政府也意识到将琅威理作为棋子，有利于对中国海军甚至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影响。而当时的中国官员们则无法适应曾经是天朝上国，如今“师夷长技”的反差。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清廷在发挥外籍雇员长处与避免国家主权丧失之间极力寻求平衡，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