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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没人为元清的灭亡而殉国?(3)

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对改朝换代不觉得有何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赵翼的结论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称,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不屈不挠之志、宁死不降之贞尤为强烈,他们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字里行间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之死,不会有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枋得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崖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室,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谢枋得(公元1226-1289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文人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和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买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片大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炎黄子孙同步。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不惜牺牲生命,其实,这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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