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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没人为元清的灭亡而殉国?(2)

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而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仓惶出逃者,以死殉国者无数,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顺治都为他讲好话。虽然他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等,加速了明亡的步伐,但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崇祯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的缘故。

宋末同样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公元1279年3月14日,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亦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的最后一天。今日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730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的情景;感受到敌酋压境,大海茫茫,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其时,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军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从,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这是何其骇人的场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区区奉二主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有明确的疆界和清浊的分野。虽经过岁月的淘洗,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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