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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受宫刑背后隐藏的秘密(3)

但若是这样轻易死去,不能留功名与后世,“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况且又怎能对得其父亲的临终嘱托?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这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思考和写作进程,以至于到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仍未最后定稿。父子两代人就《史记》写了几十年仍未完成,一方面说明他对史家职责的认真,但也不能不说明司马迁因宫刑在创作上受到了巨大干扰。由此看来,宫刑实际上对司马迁进行《史记》的创作起到了反面的作用,而不像那些论者仅从结果来看显得那么积极。

如果说宫刑之于司马迁真有帮助的话,那就是使他思想上更深刻,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上更强烈、更少顾忌,所以有人说《史记》是一部“谤书”。但是这种作用也不能夸大,不应把《史记》的思想性过多地归结于司马迁的受刑,这实际上是对司马迁的贬低。司马迁之所以有这么伟大的成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父司马谈有意的培养,二十壮游开阔了视野,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临终遗言的鞭策,当上太史令之后能够“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的便利条件,强烈的史官与功名意识,深思好学、忍辱负重的个人素质等。过高地提升哪一个因素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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