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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汪精卫投日属“曲线救国”?或替蒋背黑锅?(3)

二、促蒋议和是汪精卫时日议和的必然的最佳选择

如前所述,抗战伊始,汪精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的主和派。但汪氏明白:自己虽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为贯彻自己的议和主张,促使蒋介石改变既定的抗战国策是汪精卫的必然结论,为此,他做出了如下举动:

1、直接面谏与上书蒋介石。汪精卫供认:“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为此,“在南京未陷落前……为此写给蒋介石的信,达十封以上,当面也说过多次”。陈璧君曾交待说,当时,汪乃冒万死谏蒋。汪曰:“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曰:“抗战易,和平难。”汪怒曰:“谋国者不应以难易定进止,更不能作个人毁誉打算,”蒋终不允……。

2、乘陶德曼调停之机,试图逼蒋就范。抗战初期,由于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受阻,不得不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以期尽快结束战争。汪精卫认为时机已到,积极推波助澜,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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