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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真实历史(4)

反驳的意见

另一些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对宋代的政治、军事历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其理由如下:

一,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的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无可置疑。这就是说,“释兵权”一事是完全真实的,余下的则仅仅是通过什么方式释去兵权罢了。

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极具戏剧性,但若考虑到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把它放在宋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合情理的事情。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传闻应不少见。如王巩《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另一个版本。版本虽多,源头只有一个,这只能证明“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因记录者未能身临其境,记述有异罢了。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三,王曾只比丁谓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丁谓的《谈录》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辈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方才成书面世。如此说来,王曾《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谈录》无疑。所以,认为“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不能成立。

四,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曾因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书以人重,王曾的经历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增饰。而丁谓虽也曾拜相,入主二府,但为人无德,真宗时的天书闹剧,多出自他与王钦若之手,后因交通宦官,结党欺罔,被流放海南,朝野目之为奸佞。故丁氏之《谈录》,虽然不必因人而废,但其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王氏《笔录》之上。

五,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 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按“以日易月”算,“服丧三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二十五日即脱去丧服,标志着朝廷规定的法定丧期已过。“释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之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把杜太后的丧期说成是“六月初至七月初”是没有依据的,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没有冲突。

由此看来,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成立。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我们可以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面对女真族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时,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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