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绿帽子：末代皇后婉容婚外情人竟是他

　　婉容与人私通的事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确有记叙，由于找不到私通者，溥仪只好处置了他所有怀疑的人。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溥仪对末代皇后婉容如此愤激，自然是不承认婉容的孩子是他的，既然如此，在那戒备森严的皇宫里，婉容的婚外情人又是谁?

　　婉容，郭布罗氏，达斡尔族，正白旗，1905年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源府内。婉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富有善心，她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女人。1922年，已满17岁的婉容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因为皇帝溥仪随手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同时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与婉容同时入选的还有另外一个少女文绣，但是由于文绣家族势力没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绣退而居其次，成为皇妃。然而，自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她的悲剧命运也就开始了，注定走向一条不归路。

　　1924年底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皇帝的尊号也成为了中国的历史。他带着婉容、文绣住进了天津静园。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性格上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更是导致了文绣提出离婚。可是溥仪却把这场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溥仪背着婉容，独自一人从天津逃至长春。1932年1月，婉容在日本人的诱骗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从此她自己也落入阴谋的陷阱。

　　1932年3月1日，溥仪成为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他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同时婉容的行动也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1932年3月9日下午三点，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皇帝的就职典礼正式举行。25分钟后，典礼大厅中的人又跟溥仪来到院子里举行升旗仪式，接着是半小时的庆祝宴会。这时候，婉容对身边发生的一切表现得有些漠然。

　　这一天，改变了溥仪的身份，也改变了婉容的命运。婉容和溥仪住在伪皇宫被溥仪取名的缉熙楼。婉容住在缉熙楼二楼东侧，共有三个房间为卧室，婉容始终住在前间。住进伪皇宫不久，一件小事立即被婉容发现，自己住进了一个精致的鸟笼，从此失去了自由。溥仪当时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结果有一次，他带着婉容和他的两个妹妹，从执政府出来，坐车到了西花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胜利公园，想要像一般的家庭成员那样玩一玩，可是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日本宪兵司令知道了，然后就派出大批宪兵把公园团团围住，最后直到溥仪回到执政府内，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从此，被困在金丝笼中的婉容，每天就以鸦片来打发时间，而且烟瘾越来越大。据随侍李国才回忆，婉容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床上抽鸦片，房内烟雾缭绕。婉容每月的消费是150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一度增加至三千元。这些钱大部分用来买鸦片，同时她还让仆人大量收集时装和电影杂志。

　　但是，婉容还没有彻底丧失自己的政治梦想，她试图逃出日本人的控制，希望重新获得自由，在帮助溥仪逃离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件”之后，针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1932年5月，国际联盟组成了一个由五名委员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日本在满洲国的侵略行动，形成的满洲问题。曾经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代表。

　　恰好这时候，婉容从报纸上得知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随调查团来到东北。除了日本人、溥仪的亲戚、伪皇宫里的侍从、太监及老妈子外，再也见不到任何人的婉容，立即意识到顾维钧的到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5月的一天中午，婉容派伪满洲国伪皇宫内务府的一名亲信，他化装成古董商人，去大连国际联盟满洲调查团所住旅馆，要求见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求帮助伪满洲国执政的夫人婉容逃离东北。

　　这名内务府亲信因早年与顾维钧的侍从相识，并通过这位侍从与顾维钧见了面。来者向顾维钧转述了婉容的话，说婉容因为觉得生活过得很悲惨，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一举一动都会被告密，希望顾维钧帮助她逃离长春。

　　顾维钧告诉来者，他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他在满洲只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