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慈禧翡翠西瓜之谜：材质或是粉红色碧玺！(3)

　　慈禧太后采购美国碧玺大部分都是通过驰名世界的蒂凡尼公司进行的，碧玺宝石也大部经过了蒂凡尼公司的宝石学家J.L.坦纶博姆的鉴定。翡翠西瓜所特有的双色组合当时几乎只有圣地亚哥的碧玺矿才具备。所以毫无疑问，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来自美国圣地亚哥。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梅萨平原的伊巴拉雅碧玺矿，在19世纪末期即已闻名于世。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伊巴拉雅矿开采出来的大部分碧玺都出口到了中国，供慈禧太后的宫廷享用。随着满清王朝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王朝的奢侈生活也到此画上了句号。其结果是伊巴拉雅矿的碧玺产品因为中国市场告吹而滞销，该矿被迫关闭。一直到最近，该矿才被重新开发。

　　记者：我们知道，您关于清代以前历史文献记载的“翡翠”都与缅甸玉石无关的学术结论、“翡翠”概念开始指称缅甸玉石发生在清代早期的学术成果已被国内外学者认可，但现在您却认为“翡翠西瓜”概念出现在清末。这样的结论是否与您过往的理论有矛盾呢？

　　王春云：清末称双色碧玺为“翡翠西瓜”，看似与清代起翡翠概念指称缅甸玉石的学术结论有矛盾，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的翡翠玉石概念直接来源于翡翠鸟的红、绿双色羽毛，而双色碧玺的颜色与翡翠鸟羽的红、绿颜色非常神似。此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一直到清代末年才传入中国，而中国历史上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一直是存有疑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偶尔出现“翡翠西瓜”这样的异类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至今日，广东出产的端砚中翠绿色的斑点仍然被人们称为“翡翠”，安徽出产的歙砚中的翠绿色饰点也被人们称为“翡翠”。这些都说明，即使“翡翠”概念从清代初期正式完成从指鸟（羽）到指缅甸玉石的词义转变，开始被人们明确指称为来自缅甸的绿色翡翠，但该概念也可被人们宽泛地用来称呼其他绿色的美石甚至砚石。

　　被盗——

　　众所周知，身处乱世的流氓将军孙殿英于1928年逮着了一个机会，贼胆包天地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慈禧太后墓葬的珍宝遭到了毁灭性的劫难。克诚等著的《东陵盗宝》收录了佚名于1928年所写的“东陵劫”文章，文章描述翡翠西瓜大小为“圆径六寸”——“见棺内有翡翠西瓜两个，大为圆径六寸，其色泽与真者无殊，知为稀世珍品，即双手各托其一。”

　　此外，民国政府派出的东陵盗案调查官刘禺生于1946年发表《世载堂杂忆·清陵被劫记》，如此描述亲自参加过盗陵的某连长的盗陵经过：“霞光均由棺内所藏珠宝中出，乃先将棺内四角所置四大西瓜取出，瓜皆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作黑色，霞光由切开处放出。”这里述及翡翠西瓜有四个，王春云估计这可能是把其中的两个翡翠甜瓜也算上了。从这一点也可推论，翡翠甜瓜其实质与翡翠西瓜是一样的，只是颜色组合略有变化而已。

　　以上证明，正是孙殿英的暴行直接导致了翡翠西瓜被盗。

　　估价——

　　《爱月轩笔记》在孙殿英盗宝前已经在北京古董圈内流传了，因为1928年前古董商已经给翡翠西瓜估了价。

　　畴隐居士称：1928年，翡翠西瓜二枚估价约值白银二百二十万两，翡翠甜瓜四枚约值白银六十万两。“但这两个估价到了民国三十二年时则大幅升值，分别变成了白银五百万两和六百万两。”王春云说，“我认为，以白银估价应该具有相对的货币价值稳定性。经过短短15年，白银估价跳升10倍，这是违背市场客观规律的，所以民国时期古董家赵汝珍给出的版本是不可信的，而畴隐居士的版本则是可以接受的。”

　　以现在1盎司白银国际市场价39.03美元计，民国时期一个翡翠西瓜平均估价相当现钞约5000万美元，一个翡翠甜瓜平均估价相当现钞约700万美元。考虑到现在白银价格已经徘徊在历史高位，所以这个现代估价有点偏高。如果打个5折，让白银价格回到三年前的水平，则慈禧太后翡翠西瓜的现代估价约为2500万美元，翡翠甜瓜的现代估价约为350万美元，这与当今国际珠宝市场的价格大致还是八九不离十的。因此王春云说，“翡翠西瓜是真正价值连城的珍宝。”

　　归宿——

　　有媒体近期报道过翡翠西瓜流落美国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的费城博物馆，忽然展出了一批东陵失窃的中国文物。令人惊奇的是，那对沉寂了将近七十年的翡翠西瓜也意外地出现在了展台上，一时间，中外舆论一片惊叹之声。”文章连翡翠西瓜是何宝物都没交代清楚，所以王春云认为这个报道可信度不高。

　　说到翡翠西瓜现在可能的归宿，我们就要追溯到东陵盗宝的始作俑者——孙殿英，毕竟解铃还是系铃人嘛。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1979年写成的回忆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文强记录的是1943年在太行山上他与孙殿英的一段对话：“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这是最可靠的一段历史记载。“但应该注意的是：孙殿英送给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只有一个翡翠西瓜。而我们知道的是：孙殿英盗掘皇陵发现的应该是两个翡翠西瓜和四个翡翠甜瓜。所以，新的科学发现还有待于后世学人的努力。”王春云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