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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古人竟然认为女性识字,应多诲淫

  生在中国,女人是“极不幸”的。大凡有什么祸害,正人君子都能从女人身上找到根源:甚至亡国,那责任也得由女人来负。同样跟异性乱搞,男的叫风流佳话,女的则是淫荡不贞。而只要这一条,就足以把一个女人打倒,即使象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也不能免。“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孔老夫子看来,女人同小人一样不好对付,“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于是给女人规定了“三从四德”,而且还加上一条:“女子无才便是德”。

  为什么“才”对于女子那么大的害处,以至于无才便是德呢?这也有它的一个发生、发展过程。最初,对于女子的才并没有看成是同德对抗的坏事。母系社会不在话下。汉代就有不少堪称“才女”的妇人。《汉书》、《后汉书》都有记载,可见那时并不认为女子有才就导致“缺德”。感到才对女子产生不良作用的,恐怕是从理学昌盛的宋朝开始。司马光说过:“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这是一个信息。当然,司马光是有保留地作这个规定的。他同时还主张女子应当读书,大概到了明代,要求女子无才的“才”,就扩大得相当广阔了。明代有一本《温氏家训》,是温璜的母亲陆氏的训言纪录。她提出:“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这就有点有才即缺德的味道。

  女人不宜识字,尤不宜作诗。特别是作诗,从司马光开始就反对。尽管如此,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就出在宋代。对于她在文坛的名声,做丈夫的赵明诚不大服气,废寝忘餐地苦战了三天三夜,写出一批词来,加进李清照的,送给友人看。友人说,全卷中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绝佳——正好又是李清照的作品。查一查历史,从汉代的《胡笳十八拍》到大观园的海棠诗社,写诗的女人和女人写的诗都不老少。可见禁者自禁,写者自写,禁而不止。为什么?这大概是形势比人还强吧?何况那时的制度又非常松散,不大搞运动,有好多空子可钻。

  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把禁诗当作重点。这就得看看妇女们写的什么诗了。《迷楼记》中谈到被禁锢在隋炀帝的后宫苦闷得自杀的侯夫人,写过不少为自己的命运伤感而作的诗,其中一首《自伤》,实在凄怨婉转:

  初入承明日,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侵入骨,独坐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深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方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

  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首诗,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观,知道封建社会黑暗的一角;对于诗人本人来说,则是可以怨,控诉皇室的不人道。对于“兴”同“群”,站在皇帝这边看,则是社会效果不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孔子说女人难养,其中一条就是“远之则怨”。怨已不好,怨了又写诗,散播不满情绪,当然大大影响宫内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女人都不会做诗,有牢骚只能私下说说,就不致那么麻烦。

  而且,有时又何止怨?简直是对某些男人的鞭答: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是一位王后写的对女人亡国论的抗议诗。唐僖宗的部下从黄巢那里抓回来一批妇女,唐僖宗在训话时批判她们说:“你们都是勋旧的女儿,何以从贼?”其中竟有一位妇女反驳说:“你们带了成百万兵,还逃到四川,反而责备我们从贼!你那些公卿将帅们该如何处置?”皇帝大怒,把她杀了。这位妇人如能写诗,大概也会写出一首好诗来的——然而这就更加危险。

  另一条理由,是“妇人识字多诲淫”(归有园:《麈谈》)。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据说是崔莺莺。在唐代,对女人的贞操看得并不那么重,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而且嫁过三次的达四人。但是,到了宋、元,女人的处女膜成了身份证。检查女子是否处女,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有的地方还有结婚后又因为处女膜的问题而退回娘家的风俗。于是,莺莺的“酬简”,就成为有关男子汉利益的大问题。评论家追根求源,莺莺所以失身,全由她的能诗。如果她不知诗,断不能与张生酬韵,更不会写出“待月西厢下”那样的“淫诗”。“妇人知文,即此可鉴”。清代了,袁枚收了几十个写诗的女弟子,而且公然出了一本《随园女弟子诗选》,这无疑是典型的“自由化”,于是章实斋写出大批判文字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他认为,做诗是妓女辈的事,“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阃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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