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这样：古人竟然认为女性识字，应多诲淫

　　生在中国，女人是“极不幸”的。大凡有什么祸害，正人君子都能从女人身上找到根源：甚至亡国，那责任也得由女人来负。同样跟异性乱搞，男的叫风流佳话，女的则是淫荡不贞。而只要这一条，就足以把一个女人打倒，即使象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也不能免。“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孔老夫子看来，女人同小人一样不好对付，“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于是给女人规定了“三从四德”，而且还加上一条：“女子无才便是德”。

　　为什么“才”对于女子那么大的害处，以至于无才便是德呢?这也有它的一个发生、发展过程。最初，对于女子的才并没有看成是同德对抗的坏事。母系社会不在话下。汉代就有不少堪称“才女”的妇人。《汉书》、《后汉书》都有记载，可见那时并不认为女子有才就导致“缺德”。感到才对女子产生不良作用的，恐怕是从理学昌盛的宋朝开始。司马光说过：“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这是一个信息。当然，司马光是有保留地作这个规定的。他同时还主张女子应当读书，大概到了明代，要求女子无才的“才”，就扩大得相当广阔了。明代有一本《温氏家训》，是温璜的母亲陆氏的训言纪录。她提出：“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这就有点有才即缺德的味道。

　　女人不宜识字，尤不宜作诗。特别是作诗，从司马光开始就反对。尽管如此，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就出在宋代。对于她在文坛的名声，做丈夫的赵明诚不大服气，废寝忘餐地苦战了三天三夜，写出一批词来，加进李清照的，送给友人看。友人说，全卷中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绝佳——正好又是李清照的作品。查一查历史，从汉代的《胡笳十八拍》到大观园的海棠诗社，写诗的女人和女人写的诗都不老少。可见禁者自禁，写者自写，禁而不止。为什么?这大概是形势比人还强吧?何况那时的制度又非常松散，不大搞运动，有好多空子可钻。

　　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把禁诗当作重点。这就得看看妇女们写的什么诗了。《迷楼记》中谈到被禁锢在隋炀帝的后宫苦闷得自杀的侯夫人，写过不少为自己的命运伤感而作的诗，其中一首《自伤》，实在凄怨婉转：

　　初入承明日，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侵入骨，独坐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深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方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

　　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首诗，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观，知道封建社会黑暗的一角;对于诗人本人来说，则是可以怨，控诉皇室的不人道。对于“兴”同“群”，站在皇帝这边看，则是社会效果不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孔子说女人难养，其中一条就是“远之则怨”。怨已不好，怨了又写诗，散播不满情绪，当然大大影响宫内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女人都不会做诗，有牢骚只能私下说说，就不致那么麻烦。

　　而且，有时又何止怨?简直是对某些男人的鞭答：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是一位王后写的对女人亡国论的抗议诗。唐僖宗的部下从黄巢那里抓回来一批妇女，唐僖宗在训话时批判她们说：“你们都是勋旧的女儿，何以从贼?”其中竟有一位妇女反驳说：“你们带了成百万兵，还逃到四川，反而责备我们从贼!你那些公卿将帅们该如何处置?”皇帝大怒，把她杀了。这位妇人如能写诗，大概也会写出一首好诗来的——然而这就更加危险。

　　另一条理由，是“妇人识字多诲淫”(归有园：《麈谈》)。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据说是崔莺莺。在唐代，对女人的贞操看得并不那么重，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而且嫁过三次的达四人。但是，到了宋、元，女人的处女膜成了身份证。检查女子是否处女，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有的地方还有结婚后又因为处女膜的问题而退回娘家的风俗。于是，莺莺的“酬简”，就成为有关男子汉利益的大问题。评论家追根求源，莺莺所以失身，全由她的能诗。如果她不知诗，断不能与张生酬韵，更不会写出“待月西厢下”那样的“淫诗”。“妇人知文，即此可鉴”。清代了，袁枚收了几十个写诗的女弟子，而且公然出了一本《随园女弟子诗选》，这无疑是典型的“自由化”，于是章实斋写出大批判文字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他认为，做诗是妓女辈的事，“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阃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