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易开战竟是为打击李鸿章 甲午战争另一种解读(2)

光绪不满李鸿章将对其进行打击

当年少气盛的皇帝遇上老成持重的重臣。李鸿章慎重的分析不但没得到光绪的认同。相反，光绪反而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大为震怒，给李鸿章发出一通措辞严厉的电报：“现在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直接决定了清廷和战的选择。

而在甲午开战前一刻，光绪终于不再按耐：

北洋电传大鸟下令，种种狂悖，首以韩非属邦为言，又称所出教条不能改，中国若添兵即以杀倭人论云云。北洋又谓俄有十船，可调仁川，我海军可会办云云。前电上盛怒，后一电上来不以为然，命不得倚仗俄人也，拟电旨致北洋达此意。

事态发展到日本已拟否认中韩之宗藩关系，且将中国增派兵员入韩，视为开战行为，反映日方认彼此于朝鲜半岛已具有充分战略优势，可改变半岛上，乃至东北亚原有之权利平衡格局。而进光绪“盛怒”的，与其说是大鸟圭介之“狂悖”，不如说是对李鸿章一直以来对其积极主战的系列命令持反对延宕态度的极度不满。从而使光绪皇帝在未来在更为赤裸残酷的派系斗争中，对备受攻伐的李鸿章与北洋，更加不抱任何同情，乃至积极加入了瓦解淮系北洋的行列。

但是，《孙子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又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贻。作为“最高统帅”连犯兵家两大忌的光绪皇帝，不知甲午战后，可曾反省过否。

一石二鸟的帝党：借“主战”突入清廷最高决策层

朝鲜局势紧张，翁同?也需要藉光绪帝的权力来扩展帝党的权力版图。

但不能不明说的是，朝鲜问题，实际是光绪和帝党走向真正权力中心的关键一战。

帝党借朝鲜问题走向前台

朝鲜局势紧张，翁同龢也需要藉光绪帝的权力来扩展帝党的权力版图。

李鸿章保守迟滞的军事措置为光绪与翁同龢为首的翰詹科道所不容，加之长期以来与李鸿章的矛盾与斗争，翁同龢开始借主战来挫抑李鸿章。

朝鲜危机之始，军机处在孙毓汶、徐用仪的主导下与李鸿章的解决策略相得益彰，这引起了光绪和时刻注意寻找机会出头的帝党的强烈不满。

就在李鸿章联系外交官进行外交活动的同时，光绪终于按捺不住。在与翁同龢面商五刻之后，再度密寄上谕，对指望外国调停，表达极度缺乏信心，并对李之一味联外，不事备战，更露不悦：

前经叠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理法，均未覆奏。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

接着，帝党所属的言官开始交章攻击李鸿章。

给事中褚成博与御史张仲韵群笊线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厉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直指李鸿章原寄所望的英俄外交斡旋，终是一事无成之败着，甚且抬出“天良”二字，质疑李鸿章“粉饰欺罔”，实批李为求实力自保，漠视朝廷尊严之态度。始则假俄人为牵制，继而恃英人为调停……不意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乃甘堕于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

紧接着，翁同龢门生，光绪珍、瑾二妃的师傅文廷式上书，痛批李鸿章在北洋海、陆军领导阶层轻于择人，由点名丁汝昌、叶志超“避敌畏惧”;倡言重建南洋水师，实为降低北洋的资源独占。敦促加速军事调度，务使力足与日军相敌。

李鸿章与北洋当时所欲恃与所欲回者，全在此摺中被阻扼或推出。

而紧接着此折，当李鸿章犹对在朝鲜之叶志超添兵之请，持恐开衅之议之际，光绪颁下上谕：

军机诸臣再迟钝，此时亦应恍然大悟：翁同龢终于由一书房中的帝师与幕后献议者，重新走至决策核心之前台。

如此于李鸿章而言，极为不妙。尤其是光绪借将翁同?台面化，而给了军机震撼和教育，便打算全力放开手行事，情绪的激昂难以自抑了：

……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传知翁同?、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云云。又欲处议北洋，又欲明发布告天下(此二事未行)。闻昨日枢廷亦颇更谯诃。

甲午战争实际是帝党上位的关键战役

西方有谚语称：每个领袖都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战争。光绪此时的表现，兴奋得仿佛已锁定目标，摩拳擦掌，语气有一吐郁怀之感：对自慈禧柄政时期以来，久踞要津，深受倚重但不免暮气渐深的重臣与派系势力，如李鸿章及北洋，则不再姑息留情。这之后虽暂未付诸实行，却形同再次向李鸿章及北洋表态，兼向一班已一定程度被德宗视为“旧”势力的军机成员示威。

就在李鸿章深扰于东事日非，与言路攻讦之际。甲午开战之7天，军机与会同详议的翁同稣、李鸿藻联衔复奏，竟出现此一情形：

今日复奏摺上(余名首列，此向来所无也，从前会议事，或附后衔，或递奏片，无前衔)，上意似尚合，云已交军机写寄北洋矣。(《翁同稣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