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断遭遇日机空袭,且条件艰苦,“吃的是小米糊糊,用脸盆当锅,用桦树皮当碗”(张鹤川的回忆)。,但是马占山部仍保持士气和纪律,据载“部队纪律较严。沿途经过村屯,宿营或打尖,吃饭给钱,损坏东西赔偿,从不骚扰百姓,深得群众拥护”。马占山还在宿营地召开“同胞会”,跟当地群众说:“小日本想吞并中国,让我们当亡国奴,这办不到。我们有四万万同胞,我们不怕他,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和他干……”
1932年7月27日,马占山部在庆城县东山里的白石砬子山一带,遭遇了日军的偷袭和围攻。伪满的报纸称:“……二十七日午前八时许,马军八百人,不知该日军之伏待…该日军俟马军接近于火网,突如开枪,一齐射击…此役马占山被杀与否,现尚未明”。
马占山部义勇军宣传处的宣传员于文华,于此次失利曾有这样的回忆:
7月初,我军处于不利状况,不得已,把部队全部撤到铁道以东。公署和骑兵一千余人向庆城方向转移,意在与丁(超),李(杜)部队汇合。穿过庆城后到东大荒,山区道路泥泞崎岖,不得不把马车改为驮子,缓缓而行…七月中旬,部队经过铁山包(铁力)到东山里。这时天气炎热,道路愈益难行,由于敌机侦察频繁,只好宵行昼宿,部队人困马乏疲劳不堪,勉强前进……7月末,行至东山里白石砬子山口内,大家稍加喘息。正在吃饭之时,忽报日军追赶前来,如果敌人封锁山口,我们难免遭到全军覆没之灾。于是赶紧退出。翌日敌人飞机前来,扫射轰炸,骑炮兵疯狂围攻……
马占山将军的贴身警卫张凤岐的回忆,记录了遭遇日军围攻时部队分散突围的情况:
(部队涉水渡河)上岸以后是野草丛生的荒地,没有道路,我们由此向深山里走去。许久以后,出现了左右两条路,一些人走向左边,一些则走向右边……由参议官韩述彭带着一些人走的是右边这条路,后来遭到日军的袭击。
根据张凤岐此回忆的记录,韩家麟当时是与马占山刻意各带一部分人马,在岔路口分开突围的。在当时紧急渡河突围,无法判断深山里面的两条道路各通向何方的背景下,此举明显有“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考虑。而危急关头可以独立带一路部队分开突围,也体现了韩家麟作为辅佐马占山将军的将领,在军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韩家麟的儿子韩宝轩,根据马占山归国后向他的讲述,在回忆文章里面留下了一段记叙:
一九三二年七月份,马将军部队在罗圈店附近遭到了日军大部兵团的包围。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残酷,军队死亡很重。马将军和我父亲各带一队人马强行突围。父亲所带的一队人数较多,并有辎重及马驮等在内。日军错误判断马将军必在此队之内,派兵紧随不舍,在当天晚上父亲等人行至一处无人居住的破房舍时,因他们是骑兵,已将敌人甩的很远,未发现行有追兵。且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又未进饮食,人马都已十分疲乏,便停止前进原地宿营。官兵们全都睡觉了,哨兵也在打瞌睡。不料想,日军赶到,包围房舍,堵门扫射……天亮后,日军在-具死尸身上搜出了马占山将军的印章和机要文件,看死者的个头和血肉模糊的面貌又看象马将军,于是日军认定死者就是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捕杀的马将军。他们将首级割下,并将印章、文件,将军官服等物一并产上报,说马占山已被击毙。日军松本师团长电告东京报功,当时日军和伪满各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登载了“马占山已被击毙”的消息和照片,并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
日军围攻此处无险可守的林间房舍的过程里,仍受到了韩家麟率领的此路义勇军官兵的抵抗。著名军史作家萨苏先生在日本收集到日军描述这一仗的油画,其附带说明里叙述了追击韩家麟将军的日军曾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拼死周旋试图突出重围的马占山军遭到连续围击,已如袋中之鼠。对其最后一击是1932年七月上旬从海伦出发的步兵第十五联队发出的。该部队跋涉旷野,搜索敌军。第六中队于25日与大约八百名敌军遭遇,对其发动奇袭后,迫其退入东北方面的森林之中。继而跟踪敌之足迹,一次一次发动追袭,二十九日拂晓,对敌军占据的独立房子发起攻击。但敌军的抵抗意外顽强,如穷鼠噬猫之势。中队官兵死伤累累……
据日军的这个记载,在人马困乏,又遭遇日军偷袭的不利情况下,韩家麟带领的义勇军部队仍是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
此次激战时与韩家麟将军并肩作战的一位中校军官,是1930年到沈阳时与他往来甚密的邻居。这位邻居当时是化名李迿遥,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实际上当时在东三省地下党之中的负责干部之一,真实的身份是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李继渊。
李继渊是辽宁新民县人,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是瞿秋白的学生,1927年10月即参加东北第一次党员大会。中共“六大”召开于莫斯科,大部分代表需经哈尔滨,他是在哈尔滨承担负责接待和护送工作。“九一八”事变时,李继渊以地下党员身份,由韩家麟将军介绍到马占山部义勇军担任中校秘书,终与韩家麟将军一起血洒疆场。
将军与共产党人的精诚合作,充分体现了义勇军的抗战是一次共赴国难行动。
《四平文史资料》第4辑也有关于此战情景的描述:
开始他们以民房和树木为掩体,用长射程武器还击,接着是短枪,最后子弹全部打净,便砸毁枪支,挥舞军刀,冲进敌阵肉博。敌田中等人十分惊恐,呼其投降…韩家麟身中数弹,裹扎后再战…他壮烈牺牲的年仅34岁。其他官兵也皆壮烈殉国。
1932年8月20日,受到日方控制的伪满报纸《盛京时报》刊出了报道《日军在安古镇为马占山招魂》,称“马占山”在安古镇东边的沼泽地“壮烈战死”--使用这样的词语,也显示了韩家麟将军在重围里的奋战之英勇,同样是震动了日伪势力。报道也称日军请来了僧道“为彼诵经招魂”,且“郑重掩埋”了“马占山”(实为韩家麟)的遗骸于安古镇其之战死地,“以吊慰其幽灵”。
正在策划“承认”伪满洲国的日本方面,认为从此少了一个劲敌,和伪满势力一起舒了一口气。伪满洲国的“军法课长”洋洋得意,竟写文章评论《马占山之死》,称马占山“在庆城安古镇战殁……埋骨荒郊、羁魂草野”。
当时,“埋骨荒郊”的实仅为殉国的韩家麟将军的身躯,将军的头颅被日军割下,悬挂展示以宣扬日军的战绩。和“九一八”之夜第一批殉国的警察一样,作为第一位殉国的将官,韩家麟的遗骸也被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了。
残酷的东北十四年抗战期间,日军常以割下抵抗者的头颅炫耀战功,殉国的英烈们多是留下了失去首级的躯体。
他们殉难时的尸首虽然残缺,他们不屈的战斗却都是为了保持着祖国的领土完整。敌人虽可以割下他们的头颅,却改变不了他们捍卫白山黑水的壮志雄心。他们的身躯倒下时,不会泯灭的忠魂仍会凝视着他们为之战斗的这一片国土,看着更多的抵抗者踏着血迹继续毅然前行。
作为左膀右臂的战友韩家麟将军殉国,马占山将军悲痛之余,把关怀都给了韩家麟将军的儿女。
1934年,马占山将军从欧洲回国定居天津后。接见了韩家麟将军的遗孀刘志琴时说:“你要振作精神,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继承父志,将来为国家报仇雪恨。孩子们的读书费用由我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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