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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国军对日本妇女搞“床上爱国”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或者被苏军抓走,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或者是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在这些日军背后,是同样数量的被他们抛弃妻子儿女。

  资料显示,东北地区有日侨一百三十万人。沈阳一地大约有二十万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来的营妓舞女。东北遣送日俘日侨进度较慢,李修业在《遣送东北日侨俘的回忆》中说,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毕。

  抗战末期辍学从军,随国民党军队宪兵团进军东北的学者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如实记载这些滞留东北的日本妇孺的不幸遭遇。

  王鼎钧回忆称,他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

  当时有日本女子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食物,据说她们都是日本官员的女儿。日本女子也在街头搭建临时的小木屋卖酒,拉起白布条做成的广告,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二十岁模样的少女,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的工人或马车夫,这些粗鲁的男人乘其不备出手突袭,摸她们的胸脯,或者揪住头发吻她们的脸,她们都能说汉语,可是没有抗议争吵,也不流泪,默默地承受一切。

  王鼎钧分析说,当时,日本妇女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民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

  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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