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辛亥革命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前因后果(4)

　　二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再宣传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难道他们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么?也不是。事实上，就在宣传袁最适于做总统的同时，也有人不断揭露他是“帝制自为”绝不可信赖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报纸上，短短的几天内，既登拥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如《神州日报》在11月15日的社论中提出迎袁出来做大总统为当今最要之法著的次日，又发表题为《论过信袁世凯者之误》的“社论”，指出袁有“操莽之遗风”，在“汲汲收揽兵权”，“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吾人决不能以无数鲜血，亿兆无量之牺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为富贵之资。”《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6日。其后，随着袁世凯并不是痛快地接受拥戴，而是在残酷镇压革命的同时，大肆玩弄停战、议和的花招，别有用心地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反革命伎俩的揭露也就更加痛快淋漓。

　　如何解释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并非毫无认识，而又推行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这一问题，只要我们对他们当时所提出的“拥袁”理由作一番研究，即可以得出清楚的回答。

　　总括当时许多的“拥袁”言论，其所持理由约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袁为汉人，“袁世凯之资格，宜于汉族总统”;2外国舆论主张举袁为总统，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举袁可以“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当时革命党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应该说，这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根源;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力量对比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口号，实质上包含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内反对封建压迫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战斗口号。因此，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胡汉民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说：“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这里所说的“民众”，事实上应该把众多的革命党人都包括在内。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过分强调满汉对立，简单地宣传“排满”，这就使他们不仅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和军阀当作革命对象，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胞兄弟。所谓“论地位则为仇雠”，“论情谊则为兄弟”。只要他们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即可“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这种长期而反复的宣传，在革命党人和一般的民众中自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昌起义后，许多人继续强调满汉矛盾，接受甚至拥戴清朝的督抚宣布独立，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举袁”方针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既为汉人，只要他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他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从这一点来讲，当时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举为大总统，不仅不足为怪，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是袁世凯而不是其他的汉族大官僚为革命党人所拥戴，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袁为“中外所重”。黄兴在给袁世凯和汪精卫信中所说的“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黄兴集》，第82、94页。，并非全是客套话，而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袁世凯的形象，并非他后来成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而是一个在清廷中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这与袁世凯在清末积极推行“新政”，支持立宪，主张成立责任内阁，欺骗了不少人，在上层社会特别在立宪派人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说的“以明公个人言之，满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当系指此而言。革命党之所以“举袁”，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武昌起义后，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只要他赞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所谓如袁世凯“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复汪精卫电》(1911年12月9日)，见《黄兴集》，第81、94页。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党人拥袁的用意所在。至于不少革命党人虽已看出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这是与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理想化有关。在他们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专制独裁。当时革命党人中激进的人物之一何海鸣的下面一段话，正反映了他们的这种错误认识。他说：

　　“记者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故对于选黎元洪为都督也，视黎元洪虽无用，然鄂军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国民所公有，监督之，扶持之，虽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镇，于是亦随众人附和而赞同之。及后对于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也，虽知袁氏之为人反复，然亦自解慰曰：如许头颅生命购来之共和，终不致任袁氏破坏之。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致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状，日不绝书于本报。惊武昌之杀气，叹燕京之妖氛，设使当日有见及此者，窃知我国民虽肝脑涂地，亦不愿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结，贻后无穷之祸也。”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10日。